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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女特种兵战力强悍:淘汰率达96%

来源:参考消息网责任编辑:乔梦
2017-02-23 09:550

2014年春,当时才20岁的挪威姑娘托拉(Tora)收到了挪威军方发给她的一封信,邀请她加入全球第一支完全由女性组成的特种部队“猎人部队”(Jegertroppen)。


当时,托拉已经从高中毕业,对成为一名女兵很感兴趣。在参加了“武装部队开放日”活动后,她很快就向军方提交了入伍申请,“我一直期待军队能给女孩们提供更带劲的岗位”,托拉如是说。


1985年,挪威和以色列都向女性开放了军队战斗岗位,而在那之前,女性只能在军中担任医疗兵、工程师等辅助角色。


虽然目前挪军女官兵占比已达到10%,但长期以来,特种部队仍是挪威女性难以企及的“军中制高点”。这倒不是因为挪军禁止女性参加特种部队,而是以往很少有女兵申请,仅有的几位报名者也由于各种缘故,没法通过严苛的特种兵选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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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特种兵的匮乏,严重制约了挪威特种部队的海外行动。比如在阿富汗,按照当地习俗,陌生男性既不能随便进入民房,也没法与保守的阿富汗女性交流。有鉴于此,特种部队招收女兵势在必行。


为了照顾女兵,挪威特种部队做出一些“让步”。比如给女兵“减负”,允许她们携带最大60磅(约合27千克)重的背包,而不是男兵88磅(约合40千克)重的背包。


众所周知,现代军人战场负载很大。在阿富汗,一名美军步兵通常要携带70至100磅(约合30至45千克)的武器、装具和辎重,而这样的负重有可能导致女兵受伤。


早在10年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就发现,女兵最大负重平均相当于自身体重的58%,而男兵只有40%。携带这么沉的大包翻越墙头时,男兵可以直接把背包扔过去,而女兵则需要自己生拉硬拽或请同伴搭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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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特种部队毕竟不同于普通野战部队,挪威军方在选拔和训练方面,对这些姑娘们可是一定都“不客气”。317名申请者中,只有包括托拉在内的88名幸运儿通过了初级选拔。


而之后,她们要接受长达10个月的艰苦训练,课目包括城镇巷战、反恐行动、生存技能和敌后潜伏等。托拉说,开展野外生存训练时,她和战友们曾经连续几天吃不上饭,还要饿着肚子执行任务,但她觉得“这事很刺激”。


最终,只有13个姑娘笑到了最后,而其余大部分人都因训练成绩未达标或实在撑不下去而黯然离去。据挪威军方介绍,这样高的淘汰率(算上初选的话可达96%)在特种部队里并不罕见。


事实证明,女特种兵执行任务更有条理,也更细心认真,团队意识也很强。挪威特种部队指挥官弗洛德·克里斯托夫森上校就夸奖“猎人部队”的姑娘们表现优异,尤其在射击、侦察等方面发挥出高超的技战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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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付出了巨大努力,但女性参军比例在世界各国仍比较低,全球平均水平仅为10%至15%,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女性被禁止加入作战部队。


例如,加拿大1989年才放开这一限制,但迄今为止该国作战部队的女兵比例也只有3.8%,法军更低,才1.7%。另据挪威军方统计,13%的20至24岁女性官兵会退伍另谋职业,而同龄男兵中这一比例还不到8%。


虽然未来面临诸多挑战,但作为“猎人部队”组建以来诞生的首位女教官,现年23岁的托拉信心满满,她说自己的目标很简单,就是希望“(经过我的严格训练)新入伍的女兵能打败我们”。


图为挪威女子特种兵在进行野外生存训练。


图为挪威女子特种兵在水坑中匍匐前进。


挪威女子特战队在研究作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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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13日,台北市蝶恋花旅行社承办的武陵农场赏樱团发生重大伤亡事故,造成33人死亡。(视觉中国/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2月23日《南方周末》)

经常发生的游览车重大事故重创台湾形象。很明显的是出了系统性的、结构性的问题,别说是大陆观光客,就连台湾人也无法置身事外,用这几年台湾政治流行语来说就是“全民共业”。

2017年2月13日晚间9时,台湾5号高速公路台北木栅地段发生严重的大巴车(台湾称游览车)翻落边坡意外,造成33人死亡,是台湾30年来最严重的游览车事故。

车上搭载的乘客,是蝶恋花旅行社组团的武陵农场赏樱一日游游客,大多是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

这类以招揽中老年散客的一日旅行团,最近几年相当流行,前几年我有机会被长辈拉去参加一次:如果你每天清晨五六点,到台北的重庆北路靠近火车站一带,你会看到路旁排满了游览车,各一日游旅行团的客人都在这里上车。

这种一日游旅行团行程总是欢乐又疲劳,旅行社以散发传单或其他传统宣传方式,以极低廉的团费招揽中老年人。大清早出发,在渲染着俗艳灯光的车厢里,爷爷奶奶高唱老歌卡拉OK展开一整天的行程,不时穿插着导游擦边球的、妙语如珠的黄段子,团员虽然素昧平生,却也欢声笑语不断;有别于出发时的热闹,在一天紧凑的行程后,返程经常是睡得东倒西歪一片,醒来时就已经回到出发地。完美的一天。

一日游行程,虽然参加要赶早,但免去了过夜带行李的麻烦,加上团费低廉,许多中老年人以参加这样的团为乐,也算是台湾中老年生活的一大标志。因此,当媒体报道身亡者名单中有一两位仅二十来岁,大家心里都很清楚,那肯定是为了照顾长辈才会跟着参加。

这几年台湾游览车意外事故不断发生,仅仅就是半年多内,震惊两岸的火烧游览车事故记忆犹新,而春节期间,也发生了一起搭载大陆游客的游览车在高雄撞上桥墩,造成21人不同程度受伤。经常发生的游览车重大事故重创台湾形象。很明显的是出了系统性的、结构性的问题,别说是大陆观光客,就连台湾人也无法置身事外,用这几年台湾政治流行语来说就是“全民共业”。

“太血汗”的旅行业者
低价组团的旅行社为了降低成本,将游览车外包给拥有车牌执照的车行,车行里大多又都是自有游览车的车主兼驾驶“靠行”(挂靠车行),旅行社就无需支付驾驶的劳健保费用,如果依照法令,驾驶出事了,一分钱保险理赔都拿不到。

这次的意外事故,直接原因被指是司机疲劳驾驶,打瞌睡导致过弯时车速过快侧翻。如果有去过武陵农场的人都知道,沿途大都是蜿蜒狭窄的山路,大量的旅行团大客车经常要会车,驾驶得全神贯注,小心翼翼。去程回程皆4小时,早上6点出发晚上8点返回,也就是说不算等待时间,一天至少手握方向盘8小时。这对司机的体力跟精力,都是极大挑战,如果休息不足,风险很高。

在事故的隔天,游览车司机的女儿说,父亲连上16天班只短暂休过1天假,直指旅行业者太血汗。面对这种指控,旅行公会却认为“连上16天不代表开车16天”“客人在定点旅游时不算工时,司机会自行找时间休息”。而公路总局的官员也表示依照相关法令,公路驾驶10小时的法定工时,是指“手握方向盘的时间”,该名司机驾驶是否有超时,必须调阅行车记录器判断。

这些言论一出,舆论哗然。

事后蝶恋花旅行社的负责人,在记者会上被问到是否不准假才导致司机过劳酿祸。该负责人说,他过年期间给双倍薪水,所以很多司机为了多赚钱不愿意休假,竟然脱口“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自古皆然”,引来社会强烈不满。

蝶恋花的负责人大概是有意将责任推给司机,不小心说出心中的话。接团旅行社位居这条产业链的顶端,而司机永远处于末端位置,出了事故也经常是末端劳动者担责。若总结旅行公会以及负责人的言论,站在资方立场不令人意外。但公路局的说法,以及劳动部门负责人面对民意代表质询“驾驶在旅客下车观光后的等待时间是否算是工”时,一句“若没有受到雇主拘束就不算,可以把车门关起来,散散步、做做操”的荒谬言论也明显偏袒资方。

“劳方”一直以来在台湾是弱势,资方善于压低人事成本来增加利润不是新鲜事。台湾中小企业主,开源可能不是那么强,但“节流”,也就是“cost down”(降低成本)绝对是他们的拿手本事。

如果了解台湾这种“一日游”的生态就知道:低价组团的旅行社为了降低成本,将游览车外包给拥有车牌执照的车行,车行里大多又都是自有游览车的车主兼驾驶“靠行”(挂靠车行),旅行社就无需支付驾驶的劳健保费用,如果依照法令,驾驶出事了,一分钱保险理赔都拿不到。

一些台湾公司的负面评价不外乎“抠门”、“血汗公司(工厂)”、“压榨员工”等等。这跟过去台湾赖以发展经济的代工制造业有很大关系。现在五六十岁的中小企业老板,脑子里这种拼命压缩成本的观念已经是根深蒂固,再加上历来政府的默许,劳工在台湾始终无法与资方抗衡。

“要听老板的话”
也许是习惯于制造业劳力密集式的思维,传统台湾资方(不管是什么产业),对受雇者的态度,经常是“人力”,而非“资源”,想请的是“奴才”,而非“人才”,只要能够乖乖听话,像机械一样工作即可。

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台湾确立了以中小企业为主,发展轻工业代工业为主的产业战略。现在台湾许多六七十岁小企业主,几乎都是在这波浪潮中起家的,他们凭着刻苦耐劳的精神,财产随着台湾经济不断发展而累积。

台湾的中小企业似乎人治色彩特别强特别没规范,好像常常是在随着老板心情办事,那是因为中小企业不大,最重要的就是资金链顺畅。因此,中小企业的老板压力也特别大,手腕必须灵活才能活下去。这导致中小企业的经营者个性除了要勤奋外,还要专断,随机应变,要想尽办法不断地开源与节流。

也许是习惯于制造业劳力密集式的思维,传统台湾资方(不管是什么产业),对受雇者的态度,经常是“人力”,而非“资源”,想请的是“奴才”,而非“人才”,只要能够乖乖听话,像机械一样工作即可。

像我这代台湾的70后,刚参加工作时,基本上都会被父母耳提面命:“要听老板的话,才会得老板喜爱。”很多年后,我回想起这句话,为什么是“要听老板的话”而不是“努力表现自己的才能”之类的告诫,也许是那一代台湾人,真的习惯了“听老板的话”,老板喜欢你之后才会提拔你。

在这种无条件服从的思维下,员工如果有什么不满,嫌工作量太大,或着想要加薪,这些艰苦创业的老板,心里想的就是“我以前能熬过来,凭什么你们就熬不过来”。但很少有老板想到,作为老板,赚得更多,压力更大更辛苦是理所当然。

同样的想法去解释这次蝶恋花负责人的言论“绝对没有说不准请假,他宁愿去调外来车跑,也一定会让他们请假”这句话挺妙。潜台词就是“你当然可以请假,但我马上就能找到人递补你,你请假就会影响我对你的印象,就会影响到以后你的出车机会”。当然,司机再累也不敢随意请假。

旅行社间低价吸引组团,然后在人事成本上想办法压缩赚取更多利润,而不是想办法提升旅游质量创造更好的口碑。这也如同传统代工制造业台商,很少去将饼做大,靠足够的创意与先进的技术来提升附加价值,只会继续埋头代工,利润减少了,就从人事成本“cost down”,继续削价竞争求存,最终成为夕阳产业。

没有话语权的劳方
以前大家还期待有人能够为弱势团体多发声多争取权利。没想到在经济议题上,不管是哪一党,企业一直在影响政策,而政府一直在维护企业权益向资方靠拢,对劳工问题不太关心。

台湾有强大的资方公会,而劳方的公会却没有相应的话语权。这次罹难的司机,除了社会舆论讨论是否过劳外,几乎没有公会替他发声,不像欧美,公会首先一定会跳出来替你出头。

因为历史的原因,台湾人对罢工、对所谓的工人组织都有一点点的心理抵触,劳工的声音自然不被重视。明明就被资方压榨得要死,却又相信“爱拼才会赢”“只有不争气,没有不景气”,用这样的话激励自己。对于失败者,多半报以风凉话,认为是自己不够努力。

以前大家还期待有人能够为弱势团体多发声多争取权利。没想到在经济议题上,不管是哪一党,企业一直在影响政策,而政府一直在维护企业权益向资方靠拢,对劳工问题不太关心。因此,在这次意外发生之后,交通部门负责人第一时间竟然为台湾组装车产业辩护,而不是彻查其他隐患。

你会看到每次要修法工时减少,或者依法支付加班费,又或者调高底薪等一切可能增加人力成本的方案,商业公会一定会威胁“加薪减工时会影响竞争力,这样下去企业就要出走”。其实,游览车双驾驶的方案并不是没有人提出来过,尤其像山路这种需要高度集中精力的路线,双驾驶能有效降低行车风险,然而因为利益团体游说而被否决。

“撑”不下去的年轻人
一方面大喊请不到人、年轻人不肯吃苦,另一方面又不肯给合理的薪水。因此,现在但凡自认稍微有点能力的年轻人都不愿意留在台湾领死薪水、看老板脸色,宁愿走出台湾去工作,台湾的人才流失问题随之越来越严重。

台湾产业一直无法有效转型,就是因为从政府到资方,甚至是劳工本身,对劳动力的态度都是“人力”而非“资源”。以欧美公司来说,量度一个员工的标准是“效率”,“最后完成多少工作”去当标准。而台湾公司,尤其是制度不完善的中小企业,判断一个员工优不优秀,经常是以“花多少时间去工作”去当标准。

因此,常常会见到,明明事情都已经做完了,甚至超前做完,可是都还是在装忙,撑加班。虽然加班通常没有加班费,明明就不那么忙,但如果每天准时下班,会给老板一种“你很闲”“你工作量不多”的感觉。搞到最后,大家都在撑谁比较晚走。尤其劳工自己,也会看不起比你轻松、不加班的人,大家总是比谁更能撑。

“撑”就是努力的象征,正所谓“撑下去就是你的”。不仅仅是游览车司机,这种习惯超时且没有效率的工作模式,也导致台湾劳工普遍的“过劳”现象。前几年美国CNN都有报道,台湾劳工的工时普遍比日本美国同等企业职位多20%以上,可是加班加得再多,效率好像也没有明显提高,薪水及加班费也没有相应增加。

目前,台湾游览车司机的年龄大部分集中在45岁到65岁间,开始有青黄不接的现象。除了自有客车的靠车主驾驶,其他受雇司机也面临着超时工作。薪水不多福利不完善的窘境,司机纷纷改行,同样的薪水干些没那么累的工作。

台湾最缺的就是敢给、敢投资、讲法治的老板,愿意发给员工合理薪资,却从来不少那些会画大饼,只想用尚未实现的公司愿景和利润来留人,却不愿意给员工合理的薪资的老板。随着台湾经济起飞赚到钱的这一代老板,现在大多六七十岁,掌握着台湾的大半财富与话语权,并且习惯以他们从代工思维养成的观念来指导下一代。他们一方面大喊请不到人、年轻人不肯吃苦,另一方面又不肯给合理的薪水。因此,现在但凡自认稍微有点能力的年轻人都不愿意留在台湾领死薪水、看老板脸色,宁愿走出台湾去工作,台湾的人才流失问题随之越来越严重。

2012年9月台湾有媒体报道称,一位清大经济系毕业生,在台湾做了两年理财专员后,毅然远赴澳洲“打工度假”,其实,就是到澳洲当台劳。他做高强度体力活,一个月各项开支扣一扣还能存10万台币,但他觉得比在台湾工作还值得,努力就有相应回报。毕竟,在台湾许多中小企业里,所谓的“中高阶人才”,竟然都还比不上去澳洲打工的薪水。这篇报道当时在台湾反响巨大,都在讨论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留在台湾。

2014年4月,新加坡时任副总理尚达曼在一场演讲中提到,台湾人才流失严重,要新加坡引以为戒。这简直是戳中台湾痛处,引起热烈的讨论,后来几天,当局各部门都在“积极检讨”,但过了几年问题还是越来越严重。

一次游览车的意外事故,各方发言及反应折射出台湾社会整体的心态。若缩小视角,回到游览车的安全问题,当事故发生后,社会舆论一如往常,都在检讨“为什么”发生?有从公路设计,有从车体结构,有从司机身心状况等诸多方面的讨论,也有从工时是否合理,低廉团费是否压低了安全性更深层次方面的追问。其实,这些问题都是环环相扣,都有一些因素在里面,每个环节都有状况与漏洞。去年大陆游客游览车被纵火致26人死惨剧,调查结果显示跟司机蓄意纵火有关,就此结案。就跟过去一样,每次发生事故后往往先检讨司机,没有人会回头去把结构问题搞清楚。

游览车一再出现事故,“人”的因素恐怕才是最大因素,如果有人就游览车司机这行业的生活整体检讨,恐怕才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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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24日电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北京考察时强调,北京城市规划建设和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北京市的两项重要任务,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首善标准,解放思想、开阔思路,求真务实、攻坚克难,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立足提高治理能力抓好城市规划建设,着眼精彩非凡卓越筹办好北京冬奥会,努力开创首都发展更加美好的明天。

  北国早春,春寒料峭,雪后的首都阳光明媚。2月23日至24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市长蔡奇陪同下,到北京市考察城市规划建设和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

  23日下午,习近平考察了北京新机场建设。北京新机场位于北京市南部,规划远期年客流吞吐量1亿人次、飞机起降量88万架次,已于2014年开工建设,2019年将建成并投入运营。

  习近平首先考察了新机场安置房建设情况。在工程项目部,他察看整体征地搬迁规划,了解安置房小区规划、建设进度、建筑标准。在安置房内,他察看户型和配套设施,详细询问工程质量和回迁群众入住流程。得知安置房普遍采用绿色环保新材料,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新机场建设涉及10多个村的群众搬迁安置,这是一项重要民生工程,要在标准和质量上把好关。要贯彻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保障被安置群众利益,使搬迁安置的每个环节都让群众放心。

  之后,习近平来到新机场主航站楼建设工地考察。在工程指挥部,他观看视频短片,察看新机场模型,结合展板了解新机场功能定位和建设规划,听取机场综合交通体系和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情况汇报,并来到航站楼工地平台察看建设现场。承建单位负责人介绍,主航站楼在屋盖钢结构网架拼装等方面采用很多新技术,显著提高了精准度,施工做到了零差错、零事故。习近平表示肯定,鼓励他们再接再厉。他强调,新机场是首都的重大标志性工程,是国家发展一个新的动力源,必须全力打造精品工程、样板工程、平安工程、廉洁工程。每个项目、每个工程都要实行最严格的施工管理,确保高标准、高质量。要努力集成世界上最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经验。

  看到总书记来了,现场工程建设人员纷纷过来向总书记问好。习近平同他们亲切握手,感谢他们的辛勤劳动。习近平指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机场建设的每一个参与者都在参与历史、见证历史,大家要树立责任意识、奉献意识,在建设中增长才干、展示风貌。

  24日上午,习近平先后考察了五棵松体育中心、首都体育馆、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和大运河森林公园。

  五棵松体育中心是北京冬奥会冰球比赛场地。习近平在门厅结合沙盘和多媒体,听取北京、延庆、张家口3个赛区场馆总体规划介绍,随后到廊道平台察看冰球比赛场地,观看青少年冰球训练,之后又进入内场观看青少年队列滑表演。习近平指出,场馆规划、设计、施工要注意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同时要加强我们自身技术积累和技术创新,一些场馆要反复利用、综合利用、持久利用。我国冰雪运动总体上是“冰”强于“雪”,既要强项更强,更要抓紧补短板。习近平对围过来的青少年冰球和队列滑爱好者们给予热情勉励,称赞他们训练和表演很专业,希望他们勤学苦练,出人才,出成果,为提高我国冬季运动竞技水平作贡献。

  首都体育馆承担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比赛项目。习近平了解冰雪运动项目设置、体育馆改造规划,视察比赛场地、观看国家短道速滑队和花样滑冰队训练,到训练场边同教练员和运动员交流。国家花样滑冰队双人滑主教练赵宏博向总书记介绍刚参加完日本札幌第八届亚冬会比赛回国的运动员,习近平同他们一一握手,听他们讲述参赛感受。在同亚冬会500米短道速滑金牌获得者武大靖握手时,习近平说你的比赛我在电视上看了,很精彩。习近平强调,少年强中国强,体育强中国强,推动我国体育事业不断发展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希望运动员们刻苦训练,不断提高技战术水平,多为祖国争荣誉、为人生添光彩。在总书记同教练员和运动员合影时,大家齐声喊:中国队加油!

  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是党中央一项重要决策。通州城东,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建设一片繁忙。在现场指挥部,习近平察看规划沙盘,观看视频短片,了解副中心建设理念、目标定位、文化保护等情况。在建设工地,习近平考察建设进度,了解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应用情况。习近平指出,站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要有21世纪的眼光。规划、建设、管理都要坚持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落实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要求。不但要搞好总体规划,还要加强主要功能区块、主要景观、主要建筑物的设计,体现城市精神、展现城市特色、提升城市魅力。

  在工程安全体验培训中心,一些工人正在接受安全帽撞击、安全鞋冲击、洞口坠落、安全带使用、灭火器演示等安全体验培训。习近平逐项观摩,同工人们亲切交谈。他强调,安全生产必须落实到工程建设各环节各方面,防止各种安全隐患,确保安全施工,做到安全第一。

  时近中午,习近平来到大运河森林公园,听取通州区历史文化、水系治理、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介绍,察看大运河沿岸生态环境治理成果,眺望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全貌。习近平强调,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要高度重视绿化、美化,增强吸引力。通州有不少历史文化遗产,要古为今用,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大运河是运河沿线所有地区的共同责任,北京要积极发挥示范作用。

  24日下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主持召开北京城市规划建设和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座谈会。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汇报了有关工作,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城市规划在城市发展中起着重要引领作用。北京城市规划要深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这个问题,把握好战略定位、空间格局、要素配置,坚持城乡统筹,落实“多规合一”,形成一本规划、一张蓝图,着力提升首都核心功能,做到服务保障能力同城市战略定位相适应,人口资源环境同城市战略定位相协调,城市布局同城市战略定位相一致,不断朝着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目标前进。总体规划经法定程序批准后就具有法定效力,要坚决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习近平强调,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北京城市规划建设的“牛鼻子”,在这个问题上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围绕迁得出去、落得下来,研究制定配套政策,形成有效的激励引导机制。要放眼长远、从长计议,稳扎稳打推进。北京的发展要着眼于可持续,在转变动力、创新模式、提升水平上下功夫,发挥科技和人才优势,努力打造发展新高地。要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硬约束,确定人口总量上限,划定生态红线和城市开发边界。对大气污染、交通拥堵等突出问题,要系统分析、综合施策。北京历史文化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要更加精心保护好,凸显北京历史文化的整体价值,强化“首都风范、古都风韵、时代风貌”的城市特色。

  习近平指出,城市规划建设做得好不好,最终要用人民群众满意度来衡量。要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以北京市民最关心的问题为导向,以解决人口过多、交通拥堵、房价高涨、大气污染等问题为突破口,提出解决问题的综合方略。要健全制度、完善政策,不断提高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习近平强调,北京冬奥会是我国重要历史节点的重大标志性活动,是展现国家形象、促进国家发展、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契机,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有着强有力的牵引作用。要全力做好每项筹办工作。

  习近平指出,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奥理念,是新发展理念在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中的体现,要贯穿筹办工作全过程。绿色办奥,就要坚持生态优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为冬奥会打下美丽中国底色。共享办奥,就要坚持共同参与、共同尽力、共同享有,使冬奥会产生良好社会效应。开放办奥,就要坚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使冬奥会成为对外开放的助推器。廉洁办奥,就要勤俭节约、杜绝腐败、提高效率,坚持对兴奋剂问题零容忍,把冬奥会办得像冰雪一样纯洁无瑕。要用好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也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的作用。北京冬奥会各赛区要对照筹办工作总体计划,深化细化场馆和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尊重规律、讲求科学。各项建设和改造工程都要努力成为精品工程,同时要充分考虑后续利用,不要贪大贪多。


  习近平强调,对提高我国冬季运动竞技水平,要及早谋划、持续推进。在时间上要长短结合,既立足长远,扩大冬季运动覆盖面,夯实冬季运动群众基础,又着眼参赛,集中兵力提高技战术水平。在项目上要扬长补短,既优先保证、重点发展优势项目和潜优势项目,又积极发展一般项目和新开展项目,抓紧开展缺项运动项目,推动我国冰雪运动全面发展。在人才队伍上要坚持运动员、教练员一起抓,既抓急需急用又抓备用梯队,既引进来又走出去,既抓技战术水平提升又抓思想意志磨练。

  习近平指出,赛事组织、后勤保障、对外联络、宣传推广、市场开发、社会动员等赛会运行保障和服务工作,要系统设计、扎实推进。要积极运用现代科技特别是信息化、大数据等技术,提高赛会运行保障和服务效率。北京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北京冬奥会组委会要切实履行职责、搞好组织协调。中央各有关部门要给予支持。北京市、河北省要分级负责、主动担当、加强衔接、协同作战。

  王沪宁、刘延东、栗战书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徐匡迪参加座谈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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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杀人者持精神残疾证,不代表不需负刑责”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袁端端
2017-02-20 14:50:02 来源:健康
标签武汉杀人精神残疾


嫌疑人胡某东。(新华网截图/图)

2月18日下午4时11分,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公安分局通过官方微博“平安武昌 ”发布一条消息:2月18日中午12时25分,武汉市武昌火车站附近,发生一起恶性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胡某(22岁,四川宣汉人),因口角纠纷,在一面馆门口持面馆菜刀,将面馆业主姚某头颅砍下。

惨案发生的武昌火车站东广场附近武南一村,是个城中村,村里开着不少小馆子,主要为过往的外地旅客服务。有报道称,双方因为热干面涨价了一元钱起了争执,互不相让,激怒了胡某。在其行凶的几分钟时间里,很多人围过来但并不敢靠近,约有五十多人先后拨打电话报警。行凶后,胡某并未逃窜,民警现场将其抓获。

嫌疑人手段残忍,令人震惊。很快,胡某被发现持有宣汉县残疾人联合会颁发的残疾证,残疾类别为“精神”,残疾等级为“二级”,属于中度水平。

按照定义,精神残疾是指各类精神障碍持续一年以上未痊愈,存在认知、情感和行为障碍,影响日常生活和活动参与的状况。在各类精神残疾中,精神分裂症所占比例最大。

由于这类病人本身的特点,他们在自我辨识和自我控制方面存在严重不足,会在各种原因作用下,尤其是在外界刺激下,大脑突发不受控制,产生攻击行为。因此精神病人肇事、肇祸容易引起社会恐慌,严重影响着社会治安秩序,社会危害性巨大。

不少人推测该嫌疑人将不会负刑事责任。按照刑法第 18 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

但“持有精神残疾证不代表不需要负刑事责任,最终还是要司法鉴定来认定。”南方周末记者第一时间向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党委书记、全国司法精神病学知名专家谢斌教授求证得知。

谢斌说,按照新闻描述,嫌疑人当时很可能处于发病状态,没有正常服药。但如果事出有因,胡某没有完全丧失辨认和控制能力,依旧要承担刑事责任。通常在事后回溯时,司法鉴定会起到重要作用,鉴定专家会根据案发时的精神状况、犯罪行为及精神病史等综合因素,作出一个针对案发当时的精神状态和行为能力的鉴定。如果的确是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则要进行强制医疗。

据悉,胡某是达州宣汉县三墩土家族乡龙虎村一组人,平日在外打工,脾气暴躁,很少与家人联系。这也再次暴露出我国农村精神病人薄弱的管理。

“农村患者的管理一直是个大问题。”谢斌分析这主要有几点原因:一是监护人都出去打工了,患者没人管,有的患者自己也外出打工。二是即便有监护人,农村的精神卫生服务资源短缺,普遍缺医少药。三是农村缺少像城市那样的社区康复服务。四是输出地与患者外出打工地之间缺少信息共享。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2009 年初公布的数据,我国各类精神障碍患者数量在 1 亿人以上,另有研究显示,我国重性精神病患者超过1600万人。

2016年,经济学人智库撰写了一份亚太地区精神健康报告。报告指出,中国的精神疾病存在巨大的“治疗缺口”——需要治疗却没有寻求或未能获得治疗的患者所占的比例极高。在我国,有92%的严重精神疾病患者没有接受治疗,这一数字甚至超过了印度(90%)。

重性精神病患者肇事肇祸行为的发生除与其生物学病因相关外,社会因素同样不可忽略。

发达国家社区精神卫生的成功经验表明,社区康复治疗综合管理模式从改善患者病情及患者家庭境、增加其社会支持等多角度出发,能有效降低患者肇事肇祸行为的发生率。在我国,也有类似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治疗项目,2004年底,我国启动了重性精神病人治疗管理项目“686项目”,开展了重性精神疾病社区治疗-康复一体化模式。

但在基层受到,“缺人、缺钱、缺网络”的极大限制。尽管我国新的精神卫生法正式强制要求部分治疗免费,但被普遍认为治疗仍然受限。

“在多数农村地区难以落实。如果纳入了当地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治疗项目,是应该由监护人、当地警察和村医共同管理的。”谢斌为这类人群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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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王女士购买的东风本田CRV汽车合格证信息已被其他车辆登记上牌照,王女士的新车不能再办理牌照。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中国消费者协会指派律师团律师代理消费者提起诉讼。2017年1月9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维持一审判决,消费者胜诉。这是中消协律师团首次支持汽车消费者提起诉讼。

2016年4月,消费者王女士在东风本田4S店购买一辆CRV汽车,在委托对方代办车牌时,得知该车合格证信息在售前被泄露,即其他车辆利用该信息伪造合格证已登记上牌照,王女士的新车不能再办理牌照。消费者对此不满,投诉到消协组织,在调解无果的情况下,中消协指定律师团汤浩律师作为王女士的委托代理人提起诉讼,将东风本田4S店郑州威佳东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告上法庭。

2016年10月20日,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解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被告向原告返还购车款、代办车辆购置税、车牌费、车辆保费共计248357.44元。被告不服并上诉。2017年1月9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维持一审原判。

自2016年以来,消协组织收到多起新车被假合格证抢先注册上牌的投诉,涉及东风本田等多个品牌。

中国消费者协会特别提醒消费者

一、根据《合同法》和《机动车登记规定》等法律法规,消费者购买车辆时有权取得真实有效的车辆合格证,确保车辆正常登记领取牌照。如不能正常登记领取牌照,汽车销售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消费者有权要求解除合同,销售者应退还购车款。

二、汽车生产厂家和销售者应加强汽车合格证的管理,做好车辆合格证在制作、运输、保管等环节的保密工作,防止信息泄露。当新车合格证信息被不法分子利用后,汽车生产厂家和销售者有义务协助消费者解决问题,保障通过正规渠道购买新车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三、车辆登记管理部门应做好上牌环节的检查验证工作,严格比对车辆的实际数据、纸质合格证信息和车管所系统里的合格证信息,防止“上错”牌照。

四、公安机关等行政部门应按照《关于严格核查涉嫌盗抢骗、走私车套用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问题的通知》(公交管[2016]353号)的要求,查处已发现的假合格证案件,加大案件处理力度,打击违法行为,及时撤销假合格证车辆的注册信息,保障正牌(真合格证)车辆顺利上牌,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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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2017年2月16日《南方周末》,原标题《“没指南、没规范、没专家共识” 违规前,这种流产“灰色疗法”早陷争议》)

“淋巴细胞主动免疫”疗法,旨在预防习惯性流产,但中西方医学界对其疗效看法迥异。欧美仅限临床研究,但也有日本、墨西哥、菲律宾等国在开展治疗。

这项技术在中国已应用二十年,但处于无人监管的灰色地带。多方信息显示,最近通报的一起医疗事故中,5名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患者接受的正是这种疗法。

这一疗法在争议中前行,部分认为其可显著提高复发性流产妇女的成功妊娠率,部分则认为无效或安慰剂效应更大。

两次不明原因的妊娠早期流产过后,戴林夫妇来到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准备接受一种全新的疗法——此前,他一位流产了七八次的同学,在接受治疗后,已诞下健康婴儿。

治疗前,戴林前前后后看了两百多篇国内相关文献,越看,他越觉得有效性高。

这种名为淋巴细胞主动免疫的治疗,是采用丈夫或无关第三者的淋巴细胞,给需要怀孕的女性进行皮内免疫接种,使妻子产生抗丈夫白细胞的抗体和封闭因子,从而最大限度地接纳和保护胎儿不被流掉,一般免疫1-4次就能产生抗体直至受孕生子。

这并非是一种新奇疗法。早在1981年,美国人Beer及Taylor创立了对原发性习惯性流产的主动免疫疗法,一些国内外临床实践曾表明,其成功率可达55%-100%。这激发了人们对该疗法的不断探索。

“它基于一种假设,胚胎于母体是一个异物,便会产生封闭抗体,发挥保护胎儿、维持妊娠的作用。理论上,正常妊娠的女性体内应该能检测出‘封闭抗体’,在同种免疫型复发性自然流产女性中,通常缺乏此种抗体。”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副主任郁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将丈夫的淋巴细胞回输到妻子体内,也许能事先减少夫妻间细胞的排斥性,从而预防习惯性流产。

这是种从免疫学角度来看待不孕不育的理论。该理论认为,部分患者不孕不育的原因,可能在于丈夫和妻子的细胞的相互排斥性,从而导致胚胎被母体排斥而无法在子宫停留、导致流产,反复流产者被称为习惯性流产。

戴林并非接受此种疗法的第一个患者。这项针对不明原因反复自然流产患者的治疗方法,早在国内多家医院使用。南方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从广东、河南、四川到山东,从知名三甲医院到二级、民营医院,全国目前至少有33家医院已连续多年使用该技术。

2017年2月9日,浙江省卫计委通报一起重大医疗事故,浙江省中医院一名技术人员违反“一人一管一抛弃”操作规程,重复使用吸管造成交叉污染,导致5名患者感染艾滋病病毒。多方消息显示,感染的5名患者,接受的正是该项疗法。

这种从诞生就有争议的疗法,因此再度进入公众视角,引发医疗界广泛争论。

追捧多年后,人们突然意外发现,在中国,这项技术正处于无人监管的灰色地带,实验室操作规范、流程、指南……都没有任何监督。

而在发明该疗法的美国,更早已全面叫停。

争议有效性
“我的妻子已经怀孕七个多月,检查非常健康。”身为接受治疗的一员,戴林毫不怀疑这项治疗的有效性。

但中西方医学界对此却看法迥异。

事实上,从这一疗法诞生开始,就在争议中前行,部分认为其可显著提高复发性流产妇女的成功妊娠率,部分则认为无效或是安慰剂效应更大。

支持者众多。“平均有效率达80%。”上海一家知名三甲医院的妇科主任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尽管疗效显著,但各家报道的疗效差异很大,成功率波动在71%-100%。她也承认,其中疗效百分百的报道,病例数只有2到4例,还不是临床大样本研究结果,甚至没有排除胚胎染色体异常对结果的干扰等因素。所以,“想证实这类免疫疗法的确切疗效,必须进行严格的多中心大样本临床随机对照实验”。

数据库显示,2014年,有美国学者对过去的20项主动免疫疗法相关研究(共计834名试验者)进行综合分析,“各种形式的免疫疗法,和对照组比起来,都没有显著增加成功受孕并分娩的概率”。

不过,2016年,上海交通大学仁济医院赵爱民团队对18项主动免疫疗法相关研究(13项国外研究,5例国内研究)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主动免疫治疗对于不明原因复发性流产患者是有效的,尤其是在怀孕前和怀孕中使用低剂量淋巴细胞进行治疗效果最好。该研究共包含1738名试验者,治疗组739人,对照组999人。

2017年,巴西和澳大利亚学者搜索了过往研究论文,共找到6篇评估主动免疫治疗的荟萃研究。其中2篇发现主动免疫治疗对于提高成功妊娠率没有效果。4篇发现对不明原因反复性流产患者有效。研究认为,对经过筛选的孕妇,采用新鲜血液,在怀孕前或怀孕中用足够浓度的淋巴细胞进行皮下注射是安全的。

华大基因CEO尹烨在看到网上一边倒的批评后,咨询了多位临床医生并查阅大量文献发现,主动免疫治疗方法与其他免疫疗法一样,有效性差异大,但经过多方求证也确实有很多成功案例。

“我问了很多临床医生,有效的占相当比例,不能说无效。”尹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从国际研究论文来说,没有证据证实这种方法有用,但也不能说完全没用。我觉得这种方法很有可能是有用的,但针对什么样的患者、能改善多少,还有很多未知因素。”郁琦说,出于这样的担心,协和一直没有进行这项治疗。

不过,早在2002年,由于大样本临床试验发现,没有科学依据表明患者接受治疗后流产率下降,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FDA)叫停了主动免疫治疗——仅允许在少数科研机构做临床研究和试验。

FDA在其公开信中写道,1999年7月发表在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的一篇文献指出,接受这类治疗的女性随后发生的流产率高于未接受该细胞产品治疗的女性:接受免疫治疗的女性中,31位成功怀孕,成功率36%;接受安慰剂治疗的女性中,41位成功怀孕,成功率48%,——两者对比,不升反降的成功妊娠率引起一片哗然。

更关键的是,FDA提醒,对于使用这些细胞制品的女性来说,药剂的制备和给药都可能对受者带来危险——比如因未经灭菌的细胞制品,感染传染病。

但中国的一些医生认为,国外停掉所谓的保胎和封闭抗体治疗,最主要是西方医生倾向自然生育,排斥辅助生育,并不是说他们找到更好的方案而丢弃了这种老旧方案,孕早期习惯流产的治疗,本身就非常难。

事实上,在全球范围看来,除了对此项技术保持谨慎、仅限于临床研究的欧美地区,日本、中国、墨西哥、菲律宾等国,均在开展这些治疗。

“超过七成的日本教学医院都在开展。”前述妇科主任说,她认为不能一味拿FDA的判断作为标准,美国对这类技术控制严格,且发明人在2006年已去世,没再继续研究下去。她认为,中国等地,积极探索这项技术广泛实施的可能性没错。但应向日本学习,尽快制定严格的规范及标准化操作流程。

无人监管
“临床滥用情况确实存在,不管单次流产或其他原因导致复发性流产患者均采用主动免疫治疗,不免有过度之嫌。目前亟需严格限定适用人群,减少无指征的滥用,规范治疗方案。”尹烨观察发现。

在中国,这项技术已应用长达二十年。

多位医生回忆,2009年后,它在国内得到大范围应用。当时,国家尚有《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管理这类技术。

《办法》将医疗技术分为三类。第一类、第二类涉及的,是已经成熟、广泛应用的技术,如血常规检测、阑尾炎手术等,其应用由医疗机构自主决定。第三类技术,则指涉及重大伦理问题,高风险,安全性、有效性尚需经规范的临床试验研究进一步验证,或需要使用稀缺资源的技术。

作为免疫细胞技术,主动免疫疗法正属于第三类。

刘晔律师介绍,按照《办法》规定,医生或医疗机构欲将第三类技术应用于临床病人时,需要遵守的法律程序不少。

第一,如是新技术,首次应用于临床,必须经卫生部门组织的安全性、有效性临床试验研究、论证及伦理审查。根据该条款规定,首次应用,即使是临床试验,其组织、论证及伦理审查,也应当由国家卫计委负责。第二,如非首次应用于临床或已通过临床研究、伦理审查等,医疗机构欲申请第三类技术的临床应用时,也应经过国家卫计委组建或指定的第三方临床技术审核机构对该医疗机构的临床应用技术能力进行审核。第三,对医疗机构的临床应用技术能力审核通过后,国家卫计委再行审定是否同意该第三类技术的临床应用。

但事实上,无论是当时颁布法规的国家卫生部,还是现在的国家卫计委,都没有明确这项技术是否通过了伦理和技术审查,更未确认过任何操作规范和临床要求。

开展的医院全靠各自的实践摸索。

更大的变化出现在2015年7月,为简化行政许可事项,国家卫计委当时发布了《关于取消第三类医疗技术临床应用准入审批有关工作的通知》,其核心是建立“负面清单”制度,即将第三类技术分成禁止类、限制类和其他类。

对列入禁止类目录的第三类医疗技术,禁止医疗机构予以临床应用;对列入限制类目录的第三类医疗技术,由医疗机构限制其使用,但应报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备案;对于未列入禁止类、限制类的其他第三类医疗技术,取消临床应用准入审批,由各医疗机构按照《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自行承担主体责任。

这次改革,细胞移植治疗技术成了无需审批即可临床应用。“故将丈夫的淋巴细胞经处理后输入妻子体内以治疗习惯性流产,在法律上不属于经卫计委审批才能临床应用的技术。”刘晔如是判断。

但“野蛮生长”,让这项可能有效的技术变得风险巨大。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规范甚至医生的共识指南,连患者戴林在接受治疗时,都感到“混乱不堪”。

或许是为了减轻单调重复导致的工作压力。戴林发现,他所在医院的操作员并不是检验科的医师,往往由实习的硕士生或博士生代劳。由于经验不足,一次有位病人做了四次治疗,其中两次,都因操作员找不到血管、插得鲜血淋漓。

“干活很毛糙,有时连一次性手套都不戴。”对基本医疗知识有所了解的戴林,对此感到不可思议。

风险最大的过程,发生在抗体分离阶段。治疗时,抽血时是当面用个人一次性针管,但需要1小时左右的抗体血清分离——“这个过程并不公开”。戴林说,分离后,输入女方血管,也是当面操作,不会出现混用针管。他推测,“(浙江省中医院)微吸管混用,可能发生在不公开的过程”。

如何规范
无需审批并不意味着这些技术能随意应用。按照依然有效的卫计委《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任何一项新技术应用于临床或上市前,必须经过严格的临床研究和伦理审查,只有其安全性、有效性、伦理性得到国家层面的认可,才能允许上市应用。这和取消行政审批并不矛盾。

“新技术是应该先做临床研究,但等我们想要管理时,发现这项技术已经完全进入临床应用,不属于科研范围,管理起来很难了。”相关部委的一位官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他个人认为,这类技术应该允许尝试,在一段时间后再逐渐规范。

“没指南、没规范、没专家共识。”郁琦评价说。何况,目前很多检测封闭抗体的技术并不成熟,各地检测的结果可能不一致,所以对治疗的意义不大,就算成功了也并不能确切知道哪种因素起了作用。

“并不是技术本身不好,而是从病人的筛选,到监测指标、适应证以及操作流程都模糊不清。”前述妇科主任说。为开展这项治疗,她曾了解过国内大量医院的治疗现状。“大三甲医院做得会好一些,一些民营甚至专科医院会盲目夸大疗效和适应证,有的病人明明是染色体疾病,不适合做这类治疗,也被推荐做了治疗。”

比起一些医院一次进行三十对夫妇的治疗,华西二院则每次都有四五十对甚至更多,即每次将会有一百人参与。

因为温度和凝血方面的考虑,整个过程必须一气呵成。如果是14:00开始准备参与治疗,女方抗体输回后基本在17:00后。

因为时间紧张、节奏快,面对大量的候诊人群,无论是操作员或患者,每次治疗都成了一次耐心的考验。“(医患双方)都感到紧迫和痛苦。”戴林观察。

僧多粥少。由于各地开展此种疗法的医院数量有限,能做的医院往往人满为患。这也为一些医院乱收费,开了便利之门。

2月10日,一位在2007年接受该疗法成功生育的患者向媒体介绍,一个疗程分4次治疗,每次治疗大约花费2万元,前后两个疗程总共花费16万。同一篇报道中,另一位妇产科医生说,一个疗程大约在一两万。

但南方周末记者发现,在上海的公立医院,每次治疗只需花费200元。而在全国其他地区,一次封闭抗体的治疗费用一般在400-500元之间,因地区、医院试剂或仪器差异而有轻微价格浮动。一个疗程四次下来,约两千元。

“比起试管婴儿等其他方法,便宜太多了。”戴林觉得很值。

但郁琦表示,即使低廉,这样的收费可能也不合适。“应该先开展临床研究,规范操作,而且不能收费。如果临床研究结论有效,就再进行大面积临床试验,最终普遍应用。”

不过,“新技术的尝试还是应该鼓励,不能一刀切关停。”他说。

(应受访者要求,戴林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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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在假乞丐旁举牌#【“病母”地上躺男子跪地乞讨 城管协管员一旁举牌:“诈骗!”】元宵节当天,张家港沙洲路步行街一商场楼下,一名年轻男子以母亲患重病为由跪地乞讨,“母亲”就躺在地上,旁边站着一名城管协管员,举起了写着“诈骗请小心”的牌子。被搅了局的“行乞者”最后只能逃之夭夭。据当事城管协管员介绍,乞讨男子是个“熟面孔”,当天曾躲进小弄堂里抽烟打电话,用的是苹果手机,抽的是中华烟,这让他们更加确信,男子是职业行乞,根本不是家中有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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テス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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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马来西亚《星报》报道,金正恩兄长金正男在马来西亚被杀,一个监控疑似拍到女特工画面。该女子疑似出现在机场外面。马来西亚媒体认为监控画面中的女子是两位女特工之一。
  14日,马来西亚警方高官向该国媒体证实,46岁的朝鲜人金正男在吉隆坡国际机场准备登机前死亡。对于此前韩国媒体关于金正男是被“两名朝鲜女特工用毒针杀害”的说法,警方表示,死因必须等待验尸结果才能确定。警方暂将此案列为猝死案。
  马来西亚《星报》14日报道称,当地时间13日上午,一名朝鲜男子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机场死亡。是雪兰莪州刑事调查主任法兹里14晚间向《星报》表示,死者确认为金正男,自2月6日以来一直在马来西亚境内逗留。
  《星报》引述法兹里的话称,13日上午9时许,金正男在吉隆坡国际机场离境厅等候10时飞往澳门的班机时,被身份不明的人从后面抓住并向其面部泼洒不明液体。他随后向机场柜台职员求助,他在从机场诊所被转移至布城医院救治途中身亡。报道称,金正男在机场诊所有轻度癫痫发作。马来西亚《东方日报》则报道称,马国警察总长丹斯里卡立14日晚发表文告指出,吉隆坡国际机场送院途中死亡的46岁朝鲜男子护照上的名字是金楚(Kim Chol)。
  雪兰莪州刑事调查主任法兹里对媒体表示,警方已经接到朝鲜使馆方面索要死者遗体的请求,但在此之前马方将先进行尸检。警方将调查死者在该国逗留期间的行踪,询问与他接触过的人员。目前警方正在追踪涉嫌刺杀的两名女性。 “金正男遇刺”的消息最先来自于韩联社。报道的消息源是“韩国政府一消息人”。韩国《每日经济》此前曾报道称,金正男是在机场“被两名朝鲜女特工用毒针所杀”。青瓦台14日则表示,韩国外交、国防部门正在查核有关金正男在马来西亚遇害的消息。青瓦台还称,接到报告后下达了查核指示,暂时注视有关动向,尚无召开国安委会议的计划。 金正男死亡的消息随后被路透社等媒体转引。英国广播公司(BBC)则报道说,来自韩国政府和接近马来西亚总理府的消息源均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同父异母兄长在马来西亚“被杀”。
  公开资料显示,金正男生于1971年,是已故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的长子,其母是已故朝鲜影星成蕙琳。他曾在莫斯科和日内瓦学习。《纽约侨报》14日称,他1995年被授予人民军大将军衔,曾任朝鲜国家保卫部海外部门负责人、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指导员、朝鲜国家公共安全部负责人、朝鲜电脑委员会主席等职。
  韩联社14日的报道称,2001年,金正男带着儿子同两名女性在日本成田机场接受入境审查时被发现使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假护照而被驱逐出境。之后,金正男逐渐远离权力核心,曾在澳门、北京等地居留。
  相关新闻【韩媒:金正男被两女子用湿布捂脸致死,警方推测系间谍】
  据韩联社消息,金正恩长兄金正男昨在马来西亚遇害。另据韩国kbs电视台报道,金正男在机场被两女子用湿布捂脸致死,行凶后两名女子乘坐出租车离开。马来西亚警方推测嫌疑人可能为女间谍。 【更多相关资料】
  之前日本《读卖新闻》2014年1月21日报道称,朝鲜国防委员会第一委员长金正恩同父异母的哥哥金正男(42岁)已被确认最近入境并滞留在马来西亚境内。报纸援引多名朝鲜消息灵通人士的话报道说“金正男离开了被外界盛传是他安身之地的新加坡,本月去了马来西亚,在首都吉隆坡市内的韩国餐厅现身”。 [人物]长期滞留澳门常去赌场 金正恩上台后金正男不知去向 韩国《中央日报》报道称,金正男是金正日与成蕙琳(2002年5月死亡)的儿子,是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的哥哥。 金正男曾一度被认为最有可能成为金正日的接班人,但由于他于2001年5月在日本成田机场试图拿假护照入境日本而被发现,从此便被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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